上周五，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定，推翻了有半个世纪历史、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裁定，引发加拿大的震动和就堕胎权的讨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立即发推，称自己为数百万失去合法堕胎权的女性感到难过。

没有政府、政客、或是男性应该告诉女性如何决定自己的身体。我希望加拿大的女性知道，我们将永远支持你的选择权。

加拿大外交部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则表示，美国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是世界女性黑暗的一天。

到了周六，就连加拿大的保守党临时党领袖也表示：“保守党会继续保障加拿大女性的堕胎权”。

目前角逐保守党党领袖的路易斯（Leslyn Lewis）曾公开表示，自己反对堕胎。上周五，她在推特上表示，加拿大不是美国，我们可以进行成人间的讨论。

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蒂芬·杜加里克（Stephane Dujarric）表示，性与生育健康及权利是世界妇女和女孩选择、赋权、和平等生活的基础。

美国最高法院对女性堕胎权的限制，不会防止女性寻求堕胎，只会令堕胎更加有生命危险。

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国领导人也都强调，美国最高法的裁定是女权的倒退，堕胎权是女性的基本权益。

视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外交部长乔美兰就美国最高法裁定回答记者提问：

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这次最高法院的裁定并不意味着美国全面禁止堕胎，而是由各州来决定其堕胎法律。

过去多年，美国保守派主导的州一直试图通过立法限制甚至禁止堕胎，但因为罗伊诉韦德裁定，堕胎受到宪法隐私权等的保护而无法全面实施。

而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裁定之后，至少有13个州的严格限制禁止堕胎法案立即生效。而且，还有十几个州也在准备仿效 —— 意味着，在美国半数的州，女性的堕胎权利受限或者被剥夺。对于中产或是高收入女性来说，堕胎需要去其他州或是去国外做，增添了麻烦，但对底层低收入女性来说，意味着被迫生下不想要的孩子，或是铤而走险非法堕胎。

而且，有评论着注意到，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意见书中写道，今后，最高法应该重新考虑以隐私权作为保护的法律，比如保护使用避孕药物的Griswold案，保护男同性恋性行为的Lawrence案，以及保护同性婚姻的Obergefell案等，显示美国本届最高法的目的或许不仅仅是推翻保护女性堕胎权。

多伦多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的助理教授叶霎那（Shana Ye）表示，人们当然非常惊讶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这样的裁决，有人说，美国社会倒退了五十年，但是，社会发展从来不是直线的、永远前进的，这是又一次保守运动的回潮。

美国最高法的这次裁定可以看作是全球保守势力、右派势力的一个回潮，这个回潮是一个波动性的。五零年代美国以反共为主的右翼保守势力，接着是六零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接着，七零年代出现了身份政治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八零年代出现艾滋病，社会运动是非常活跃的；但是到了90年代，保守派又有一个回潮。如果是这样看，30年一个轮回的话，现在保守派回潮是不令人惊讶的。到了2000年到2010年，自由主义、身份政治等比较激进的政治运动高涨，现在又回落到了右派和保守势力的回潮 —— 美国从川普上台到下台，推翻罗伊诉韦德是他的一个政治遗产。

加拿大为何没有就堕胎专门立法？

加拿大没有一项专门针对堕胎的法律，堕胎权被视为自由权、隐私权、平等权、和安全保障权的一部分，直接受到加拿大宪法保护。

1988年，加拿大完全取消了针对堕胎的法律限制。当年一月，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多年一直为女性进行堕胎手术的蒙特利尔家庭医生摩根泰勒（Dr. Henry Morgentaler）无罪，并同时裁定加拿大刑法中关于堕胎规定的第251条不符合宪法 ——该条法律规定，在委员会认定妇女健康或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情况下，允许堕胎，但对提供堕胎服务的医护人员以及女性本人会受到惩罚。

在裁定中，最高法首席大法官Brian Dickson写道：“以刑事制裁为要挟，强迫一名女性生下胎儿… … 是对女性身体的巨大干预，侵害了她的人身安全”。

在那之后，加拿大立法机构没有出台任何与堕胎相关的法律；最高法院也没有明确声明，女性堕胎权属于基本人权。

在过去几年，加拿大只有一项由保守党提出的反对堕胎私人法案提交给了议会，当然，它不会获得通过。

加拿大外交部部长乔美兰最近在接受访问时警告说，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加拿大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并不免疫。

五月中，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出现了支持和反对堕胎游行队伍的对峙，也可见这一议题在加拿大的分裂。

当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决定被泄露时，记者曾追问特鲁多，他是否会考虑立法，以保障这一权利。

特鲁多当时回答：“也许是立法，也许不是立法，也许把它交给长期以来确保堕胎程序进行的加拿大医学协会。”

但加拿大的女性权益倡导团体对任何就堕胎独立立法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称这可能会导致意外后果。

全国妇女与法律协会生育权利全国指导委员会主席特罗-普罗旺斯（Julia Tetrault-Provencher）解释说，“我们没有关于髋关节置换术或其他医疗程序的具体立法，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专门就堕胎立法呢？”

倡导者们担心的是，即使当下的法律中把堕胎列为一项权利，只要将其立法，就可能会为以后政府对法案进行严格的修正打开大门。

加拿大全国堕胎联合会执行董事吉尔·多克托罗夫（Jill Doctoroff）接受CBC访问时说：“我们已经看到，非常小但直言不讳反对女性选择权的保守团体可以产生的巨大影响，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

中国的计划生育与美国的反堕胎

对美国推翻对女性堕胎的宪法保护，记者、女权主义者施雅芳将其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对比。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障，都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女性生育权、身体自主权和自决权的控制。美国右翼是通过前总统特朗普任命右翼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障，中国中央集权政府则是根据其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调整其计划生育政策，从50年代的‘光荣妈妈’，到70年代末的一胎政策，再到如今催生三胎，实行对女性生育权的控制。

她认为，不管是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对堕胎权的宪法保障，还是中国政府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受影响最大的都是处于最弱势境遇的女性，在美国是有色人种女性和贫困女性，在中国是农村女性和少数族裔女性。

但一个巨大区别是，在美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女性可以在堕胎权议题上通过个人发声或抗议活动表达立场。而在中国，女性没有言论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女权运动遭受打压，女性对国家关于自己身体的计划生育政策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

叶霎那则表示，无论是决定生一胎和敦促生三胎，中国政府背后的逻辑一直是，如何在不同时期，调动女性身体，为国家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

我觉得，美国的这项裁定对中国没有本质影响。但我感兴趣的是，在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比如，很多评论认为，这项裁定是一个倒退，这可能会引起中国很强的男权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因为现在中国整体都在讲美国衰落论，也会对美国法律的信心带来冲击 —— 因为美国的法律政治化，舆论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

会有很多美国女性前来加拿大堕胎吗？

五月份，加拿大妇幼与社会服务部长古尔德（Karina Gould）表示，美国女性可以到加拿大来堕胎。

有报道称，由于得克萨斯州严格限制堕胎政策，有不少女性前往墨西哥寻求堕胎手术。

加拿大的堕胎机构表示，需要准备好美国女性前来加拿大进行堕胎手术。

在里贾纳，孕期选择中心负责人布罗莎（Andra Broussard）表示，他们可能需要接待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堕胎女性。

女性权益机构借此批评，联邦政府对于保障女性都能得到堕胎服务的帮助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偏远地区和少数族裔以及原住民女性。而一旦有来自美国的堕胎女性，哪怕数量不大，也会令加拿大的堕胎诊所超负荷。